【行业资讯】金融监管谈改革：推进高水平开放 服务新发展格局

在新发展格局下，我国金融业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？未来金融业如何服务好新发展格局？

“要推动金融业系统化、制度化开放”“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”，在近期举办的“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”上，来自金融监管一行两会一局的相关负责人一致认为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是未来一段时间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。未来，要进一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，服务新发展格局；同时，也要适应并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。

“越开放的领域，越有竞争力，要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。”在发言时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表示，高水平开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金融资源参与国内大循环，并为经济主体参与国际循环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；此外，高水平开放也将提升金融系统的发展质量。

据统计，近年来“一行两会”宣布了50多条开放举措：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人身险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已完全取消，外资股东资质要求不断放宽；企业征信、评级、支付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；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……

2020年以来，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并没有打乱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节奏：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；高盛、摩根士丹利、瑞士信贷等外资金融机构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；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中，中国债券已先后纳入彭博巴克莱和摩根大通指数……

围绕未来金融业开放的重点方向，刘桂平说，“要推动金融业系统化、制度化开放，推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，促进共建‘一带一路’高质量发展。”

“我国已经具备了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，大国经济的优势是内部可循环，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需求和资源。”在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郑薇看来，新发展格局下，要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，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，推动外汇管理从服务贸易投资到支持消费和金融转型，从服务第二产业到支持第三产业转型，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。

围绕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，郑薇表示，要增加长期性、制度性的有效政策供给，满足市场主体配置外汇资源的需要。一方面要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，放宽直接投资领域外资准入，推动跨境融资交易和汇兑环节统一协调，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。另一方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外汇管理新体制，促进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，实现高水平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，建设开放多元、功能健全的市场。

作为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枢纽，资本市场具有资源配置、资产定价、风险缓释的功能。资本市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，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微观基础。

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认为，要重点把握产业的先进性、治理的有效性、监管的适应性，推动以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。

针对增强产业先进性，阎庆民认为，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，必须要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，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上市公司产业结构。

“在扩大增量上，科创板要坚守‘硬科技’定位，创业板要服务‘三创四新’，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产业先进性；在优化存量上，支持已上市公司淘汰低效供给，提高核心竞争力。”阎庆民说。

金融业是经营风险、管理风险的行业，在新发展格局下，金融业和监管者共同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。

刘桂平表示，要完善与全面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，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、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，建设更宽领域的金融安全网，夯实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基础。

“要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‘宏观审慎+微观监管’两位一体管理框架，加强行为监管，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。” 刘桂平说，还要加强跨境监管和处置合作，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递，并广泛应用高新技术，提升监管效率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。

针对外汇市场“两位一体”管理框架，郑薇说，在宏观审慎方面要防止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，在微观监管方面维护外汇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。通过协调宏观逆周期和微观跨周期的关系，微观保市场健康有序，宏观保资本流动平衡。

“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，目标就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”郑薇说。

法人机构是金融业务的基本载体，也是金融风险的初始源头，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一道防线。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表示，我国是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监管运行体系，要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监管、流动性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。

曹宇说，要实现风险全覆盖监管，在机构监管的基础上，更加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有机结合，延伸监管链条，穿透识别风险本质。

“同时，还要大力推进协同监管，在金融委统一指挥下，强化监管部门与宏观管理部门之间、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协同。”曹宇说。